哈佛大学宿舍环境如何 哈佛大学的宿舍生活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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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哈佛大学的宿舍生活是怎样的
• 2、帮我介绍介绍哈佛大学!
• 3、关于大学的评价标准

哈佛大学的宿舍生活是怎样的

哈佛大学的宿舍是怎样的?在新生们还未踏入校园时，哈佛的住宿系统就已经悄悄地启动了。入学前的夏天，新生要填写一份住宿申请表，内容包括希望有几个室友、自己的学习特点和社交习惯，以及一堆其他个人问题，来帮助新生主任安排住宿。哈佛学院的新生主任会花一整个夏天的时间，亲手筛选这些申请表，小心翼翼地将兴趣和背景不同的学生搭配起来，而不是把相同背景的学生放在一起。这是一件艺术工作。如果不这样做，一个在田纳西州接受家庭教育的基督教小孩又怎么可能有机会和一个来自纽约最好的公立中学的犹太正教小孩住在一起呢?华盛顿州一个追求增加社交和教育的中国家庭的女儿怎么可能与一个来自麻盛热爱拉丁文的白人女孩每日交流呢?一个来自缅甸的留学生又怎么可能生平第一次和一个从墨西哥移民到洛杉矶的女孩成为朋友呢? 每个新生都和几个室友一起住进哈佛园里的17栋新生宿舍楼中的一套房子。这些宿舍楼只有大一新生可以进入，每幢楼有好几个单元入口，每个单元都有一个舍监专门进行管理和监督。这个舍监往往是哈佛的研究生或者职员，就住在单元入口的房间里。舍监的职责主要是通过组织社交聚会和给予生活和学术的辅导，来创造一种和谐的团体氛围。因此，从新生踏入房间的第一天起，舍监就成为了学生群体的一部分，学生们有一位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住在一起的生活顾问。 打扫宿舍还可以小赚一笔 在新学期开始之前有迎新周的活动，新生可以有选择地参加各项迎新活动。可选的迎新活动丰富多彩，有为热爱艺术的新生提供的艺术活动，为喜欢社区服务的新生提供的都市活动，为热衷户外运动的新生提供的户外活动;对于国际留学生，也有强制参加的留学生活动。学生还有机会参加宿舍卫生小组，通过打扫宿舍小赚一笔。 迎新周，也被我们戏称为哈佛营，它为新生提供了一个互相认识，适应宿舍和了解哈佛的机会。比如，如果我要挂科了应该怎么办?如果我想家了怎么办?图书馆怎么用?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社交活动，比如冰淇淋狂欢和“初次亲密”舞会(是新生们第一次寻找男女朋友的机会，毕业时还有一嘲最终幻想”舞会)。事实上，大一一整年都感觉像是一场连续不断的迎新活动，因为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让大家加深认识。而每个宿舍单元几周一次的小聚也加强了宿舍圈的集体认同感。来自一个几乎全是白人的小城镇高中，我生平第一次结交了很多非裔和拉美裔的朋友。我既认识了在纽约上东区曼哈顿长大的公子名媛，也认识了第一次来到美国的、因家里无法负担学费而接受全额资助的留学生。 大一时我很幸运地被安排进了一个小巧温馨的宿舍，格里诺。我喜欢穿着睡衣在过道里晃悠，跑到男生宿舍区和朋友阿诗文以及马特一块儿讨论经济学或者闲聊。阿诗文是一个来自纽约的印第安美国人，马特则来自新罕布什尔的一个小镇。我喜欢在新生餐厅(跟《哈利·波特》里面的餐厅几乎一模一样)里逗留4个小时，跟朋友们讨论政治、教授或者萨默斯校长又怎么搞得与全体教授对抗起来。我喜欢和舍监、舍友们坐在客厅里，品尝新鲜出炉的糕饼，大声抱怨期中考试。这些都是我难以忘怀的大一回忆——这段奠定了我人生最坚定友谊基石的时光。 大一快结束时要重新组合 大一快要结束时，学生们自由选择和另外7个同学形成一组，参与到分配新宿舍楼的抽签系统中去，通过抽签将每一个小组随机分配到11栋高年级住宿楼中，度过余下的三年哈佛时光。在凌晨的时候，决定我们未来宿舍命运的神秘信封被悄悄地塞进寝室门缝。接到住宿楼分配结果通知的那天简直是一场盛大的仪式，大一学生就在餐厅里疯狂庆祝。每一栋住宿楼都给“大一毕业生”发一件特别的楼衫，欢迎新成员。那天我们小组在餐桌上手舞足蹈，披着楼旗，穿着楼衫，头顶楼帽。“欢迎加入埃利奥特楼，哈佛最好的宿舍楼。”一个高年级女生边扔给我楼衫，边朝我喊道。至此，我已经不仅是一个哈佛的学生了，我还是埃利奥特楼的成员。 哈佛的住宿制受到牛津和剑桥大学系统的启发。不同的是，每一栋楼仅仅承担住宿的功能，而不是一个大学的学术分部。大多数的住宿楼都建造于1930年代。当时的校长阿布特·劳伦斯·洛厄尔决定创造一个新的本科住宿系统，不仅能丰富学生的生活经历，也能通过抽签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平等地被分配到各个住宿楼中，每栋楼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在哈佛，有超过97%的本科生都住在宿舍楼中。埃利奥特因为她窗外极其美丽的查尔斯河畔风光和春季豪华舞会而富盛名。每一栋楼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但是每一个学生都觉得自己的宿舍楼是最好的。 难忘在宿舍楼餐厅熬夜码字 这个住宿系统的魅力在于，它让学生们对自己的宿舍楼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每一栋楼都有两个“家长”(Master)——一个哈佛终生教授及其伴侣。我的“家长”是里诺·培尔堤莱和他的夫人安娜·本斯特德。里诺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是意大利文学的教授;安娜是英国人，在波士顿一家广播电台工作。那个夏天，里诺记住了整整100个新加入学生的名字和面孔。正因为这样，在我们拖着行李箱进入埃利奥特那天，他才能站在入口处，一个个叫出我们的名字，热情地迎接我们。里诺和安娜就住在埃利奥特旁边的一栋小楼里，在那里经常举行美妙的茶会。楼里也有一群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导师(Live-in Tutors)，他们通常是哈佛各个研究院的博士研究生。他们的职责在于给予我们关于本科学习、申请研究生和找工作的建议和指导。假如我准备本科毕业后，申请法学院的研究生项目，我就可以寻求法律预科的导师;如果我想去申请一份在法国实习的资助，我就会去找助学金导师。这些导师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经常一起在餐厅里用餐。 以上是对哈佛大学的宿舍是怎样的这一问题的全面解答，希望对申请者有所帮助。

帮我介绍介绍哈佛大学!

介绍

美国第一所学府

15世纪末，由欧洲通往美洲的大西洋航道被哥伦布开辟出来以后，欧洲人纷纷远涉重洋来到美洲。17世纪初，首批英国移民到达北美，在那里开拓自己的“伊甸园”——新英格兰。移民中有100多名清教徒，曾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受过古典式的高等教育，为了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在新的家园也能够受到这种教育，他们于1636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河畔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学府——哈佛学院。1780年，即美国建国后的第四年，已经有了140多年历史的哈佛学院升格为哈佛大学。

当初哈佛学院的创办者把剑桥大学的模式移植过来，学院最初定名为“剑桥学院（Cambridge College）”。1639年，为了纪念学院的创办者和建校费用的主要捐献者约翰·哈佛（John Harverd），马萨诸塞议会通过决议，将学院改名为“哈佛学院”。
由哈佛学院时代沿用至今的哈佛大学校徽上面，用拉丁文写着VERITAS 字样，意为“真理”。哈佛大学校训的原文，也是用拉丁文写的，意为“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校徽和校训的文字，都昭示着哈佛大学立校兴学的宗旨-求是崇真。
担任哈佛大学校长长达20年（1933～1953）之久的美国著名教育家科南特曾经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正是在择师和育人上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哈佛大学才得以成为群英荟萃、人才辈出的第一流著名学府，对美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和高等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世界各国的求知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在竞争中争先

1693年，北美第二所学府威廉·玛丽学院（今弗吉尼亚大学的第一所学院）诞生。1701年，耶鲁学院（今耶鲁大学的第一所学院）成立。这两所学院的出现，使哈佛学院有了伙伴和竞争的对手。18世纪下半期，北美洲陆续建起了9所学院，新建的学院虽然大体上仍沿袭英国古老学府的模式，毕竟时代不同了，受欧洲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的影响，数学和自然科学陆续挤进这些学院的教学领域。受英国古老大学传统影响较深的哈佛学院，面临着强有力的挑战。1727年，哈佛学院建立了数学和自然哲学的教授讲座，这是顺应时势的变革之举。此时，北美产业革命的势头兴起，新兴的工商业对应用科学的需求使哈佛面临着重大的抉择：要么墨守成规，这将失去它在北美高等学府中的领袖地位；要么推陈出新，以求继续执掌北美学府之牛耳。哈佛选择了后一条路。
数学和自然哲学教授讲座开设后，哈佛学院还置备了一批科学仪器和设备，教授们用实验的方法，向学生讲授天文、物理和化学知识。在数学领域内，设立了测量术和航海术等技术学科。1780年，医学教授讲座的建立，促进了植物学和化学的研究。教授们开展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在北美和英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自然科学终于在哈佛建立起牢固的阵地，并对其它学院产生影响。
1775-1783年，北美13个英国殖民地爆发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哈佛学院顺应潮流，站在同情和支持独立战争的正义事业一边。在马萨诸塞，几乎所有著名的革命者都是哈佛的毕业生，包括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1775年7月3日，乔治·华盛顿在哈佛学院所在地坎布里奇就任北美独立战争军队的统帅，他的司令部也一度设在坎布里奇。1776年美利坚合众国诞生后，哈佛学院给独立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约翰·杰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任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首届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部长）等人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到1780年，哈佛学院已先后建立了神学、数学和自然哲学、医学等教授讲座，学院升格为大学。按照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传统，必须拥有3个学院的联合体，才够格称为大学，当时马萨诸塞州议会竟破格承认哈佛学院升格为大学，这既是厚爱，也是鞭策。哈佛大学继续抓紧自身建设，1816年设立了神学院，1817年设立了法学院，加上原有的以文理为主科的哈佛学院，一共有了3个学院，成为名副其实、名正言顺的大学了。19世纪上半叶，哈佛大学的影响已超出马萨诸塞之外，及于美国中部和南部。
在北美独立战争初年，哈佛学院的基金，连同地产的租金在内，不足1700英镑。战后的1793年，哈佛的基金已超过18.2万美元。到了19世纪,由于校友的赞助，哈佛大学的基金稳步上升，1800年为24.2万美元，1869年为225万美元。
在此期间，哈佛大学的课程设置有了较大的变化。1790年，哈佛大学开设了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包括天文学）、英文写作、哲学（包括形而上学、道德和政治）、神学、自然科学，希伯来文和法文两科由学生任选一科。哈佛大学课程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在此时期，德国著名教育家威廉·洪堡关于大学教育改革提出了著名的三条原则：独立性；自由与合作二者统一的原则；教育与研究统一的原则和科学统一的原则。洪堡不仅提出了大学改革的理想，并在他倡办的柏林大学中付诸实践，提倡学术自由，教育与科研相结合，柏林大学成为德国新型大学的榜样。在哈佛大学任教的一些青年教授，曾经留学德国，受到德国大学的影响，他们要求改变英国大学的模式，转而以德为师，效法德国大学的一套制度。1825年，有4位青年教授联名提出4项改革意见：减少古典文学课程的比重；重视对现代外国文学的研究；设立研究生的学位制度；按照学生的能力分班教学。这4项意见当时未被采纳。
1829年，昆西（J.Quincy）出任哈佛大学校长，他大刀阔斧，极力扭转哈佛大学的方向，大力倡导重视理科的教学。他任职16年（1829－1845），在哈佛大学办起了理学院，建立了一座天文台。18世纪和19世纪，随着哈佛大学的发展，学校课程内容范围扩大了，重点转换了，自然科学受到了极大重视。
1869－1909年，化学家埃利奥特（Charles.William Eliot）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任职40年，把哈佛大学建设成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大学。他使法学院、医学院获得了新的活力，并且新建了商业管理学院、牙医学院、文理学院，注册学生从1000人上升到3000人，教学人员从49名增加到278名，学校基金从2300万美元增加到2.25亿美元。
1909－1933年，洛厄尔（Abbott Lwrence Lowell）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重新制定了大学本科生课程计划，实行课程的集中与分配相结合的制度，以便使学生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洛厄尔实行的导师制，至今仍被哈佛大学沿用。洛厄尔最突出的贡献是在哈佛大学实行住宿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得在大型的综合大学中，本科生都有一个小型的学院环境，新生入学后的第一年住在哈佛校园内或附近的宿舍中，一年以后，学生们分住在12幢宿舍楼内，还为少数走读生设置了第13幢宿舍楼。每幢宿舍楼内有一位住校教师和一个导师组，指导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此外，每幢宿舍楼还设有餐厅、图书馆，在宿舍楼区，经常开展各种有趣的体育、社会和文化活动。
近几届的几位校长，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普西（Nathan Marsh Pusey），博克（Derek Bok）和现任校长陆登庭（Neil L Rudenstine）等都对哈佛大学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同时也尽力发挥哈佛大学作为研究机构的出类拔萃的作用。
科南特1919－1953年历任哈佛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校长，他在哈佛大学实行校外特别委员会制度，用这个机构来评议学校教师的资格和任期。他还创建了一项普通教育方案，除主修课程以外，向所有本科生提供广泛的学习领域。
1953－1971年，普西任校长，在他的主持下，哈佛大学进行了美国高等教育史规模最大的募捐活动，为哈佛筹集资金达8.25亿美元，这项活动提高了哈佛大学教师的薪金，扩大了对学生的资助，建立了新的教授职位，充实了教学设备。
1971年以来，博克担任校长，他精心处理了高等教育中一些主要问题，包括行政管理、少数民族和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以及学术界与工业界之间的技术转换等问题，博克校长还重新组织了哈佛大学的管理机构，把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程序引进到哈佛大学的各个研究生院和各个系科。
1991年，陆登庭出任第26任校长，作为更好地协调各学院和教师关系的一部分，他开创了一个集中的全校范围的学术计划，目的是辨别出哈佛最主要和优先的部分。另外，陆登庭还强调大学的责任：优秀的本科教育，大学的门始终向不同经济阶层的人敞开，研究型大学如何适应信息快速增长和严重财政约束的时代，在一个自由表达的社会中迎接挑战。

课程的不断改革与更新

哈佛大学36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发展与变革互相推进的历史。
创建后一个半世纪的哈佛学院，一直是以英国的牛津、剑桥两所大学为模式，以培养牧师、律师和官员为目标，注重人文学科，学生不能自由选择课程。19世纪初，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号角在哈佛吹响了，崇尚“学术自由”和“讲学自由”。“固定的学年”和“固定的课”的老框框受到冲击，自由选修课程的制度逐渐兴起。在哈佛学院也有人倡议实行课程选修制度，这种革新的要求遭到传统的保守势力的反对，倡议在哈佛未得实现。
然而，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学生个性的呼声日益高涨。1839年，哈佛大学再次发动课程改革。1841年，哈佛正式实行选课制，但在保守势力的反对下很快又有所倒退。
19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南北战争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生产力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地位逐步提高，工程师、自然科学家和工业技术人才得以和律师、官员等并驾齐驱。形势的变化对高等学校的课程改革十分有利，选修制再次兴起，哈佛又一次走在了改革的前列。
1869年，年仅35岁的埃里奥特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此后他担任校长40年，是推行选课制的主将，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哈佛大学全面实行选修制。到1895年，只有英语和现代外语仍为必修课，其它均为选修课。美国许多高校纷纷步哈佛大学后尘，减少或废除必修课，增加选修课。
按照自由选修制的要求，攻读一种学位，可有16门课程供学生选修，只要符合规定，便可取得相应的学位。这种方法打破了固定的四年学制，成绩优异者三年内即可取得相应的学位，可称得上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了。在埃里奥特的努力下，哈佛大学招聘名流学者任教，选修课程开设超过其它大学，学生的知识面扩大，学习潜能得以充分发挥。埃里奥特的教育思想和课程改革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他强调高等学校要给予学生三个法宝：一是给学生学习上选择的自由；二是使学生在所擅长的学科上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三是使学生的学习从被动的行为转化为自主的行为，使学生从对教师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
1909年，洛厄尔出任校长，他在保留自由选课制优点的前提下又提出了新的教改方案，从1914年起，实行"集中与分配"制。所谓“集中”，是指从16门可供选择的课程中，必须选修6门本系的专业课，以保证重点；所谓“分配”，是指另外的6门课程从3个不同的知识领域中各选两门，以保证学生具有比较广泛的知识面。余下的课任学生自由选择。这种制度既保证专业课学习的深度，又能扩大学生的视野，也可给学生的个人爱好留下适当的余地。
1933年，化学家科南特担任校长，他励精图治，于1940年主持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课程改革。经过5年的反复研究，提出了专门报告，主张加强普通教育。哈佛大学按照专门报告的建议，又作了5年实验，在1951年正式推行“普通教育”制度。按照普通教育制度的规定，第一，一、二年级的学生，要从自己所在的系中选修6门专业课，再从人文、社会、自然三大类别的普通教育课中各选一门，共3门课，另外还需从其他系的课程中至少选3门；第二，三、四年级也设有普通教育课，没有学过一、二年级普通教育课的，不得选修三、四年级的普通教育课；第三，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学生可以选修一部分三、四年级的普通教育课；第四，学生不得选修属于同一个考试组的两门课。这样做，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结合的很紧密，而且先后有序，互相衔接。这种办法吸取以前制度的优点，加以综合，形成了以通讯教育为基础，以集中与分配为指导的自由选修制度。
哈佛大学学生成绩的计分方法一般有四种：第一，按A、B、C、D、E五级计分，A为最高分；第二，及格和不及格；第三，满意和不满意；第四，有学分和无学分。
哈佛大学的课程改革并没有停滞不前，他们又进而研究在普通教育中哪些课程是核心课程，或称基础课程。他们深切认识到，不论学习任何专业，都必须有深厚的基础知识。“根深叶茂，本固枝荣”，这一思想在哈佛大学是很明确的。
德里克·博克于1971年出任校长，他十分关注大学本科的基础教育，采取了有力的措施。20世纪初，美国一般大学文科的课程是按照纵深与横亘相结合的原则来设置的，既让学生对某一领域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又要求学生对其他领域有较为广泛的涉猎。到20世纪中期，则要求学生在知识广度方面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领域有概括的基本的理解。到了六、七十年代，以上的课程模式再度受到挑战，由于人类的知识领域空前扩大，各学科之间过去的传统界限已被冲破，使得传统的文科课程结构处于不得不改革的局面。1973年，博克校长任命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为哈佛文理学院院长，责成他负责研究文理学院的目标及哈佛本科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号召教师们献计献策，以集思广益，重新制定有关大学教学的目的和方法。罗索夫斯基任命威尔逊教授研究共同基础课问题，于1976年提出一项改革方案，即“威尔逊报告”。这份报告主张制定一种强制性的共同基础课程，以后又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并由罗索夫斯基院长亲自主持进一步的修改工作，结果于1978年提出了关于共同基础课的报告，并决定于第二年开始付诸实施。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哈佛大学是不断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不断革新的，这种改革不是凭单纯的热情而匆忙从事的，改革不是孤立进行的。这些对我们的教育改革工作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哈佛大学的机构

哈佛大学的校务领导机构，一是哈佛大学董事会，另一个是校务监督委员会。

哈佛大学董事会

哈佛大学董事会，负责大学的财政和校务的管理。有关教育政策和机构设置的重大事务，由校长和各部门主任向董事会提出讨论定。哈佛大学各个研究生院院长和各个系的系主任，都由校长任命。

校务监督委员会

哈佛大学校务监督委员会，由30名成员组成。这些成员大多由哈佛学院和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的校友中选举产生，任期为6年。校务监督委员会举行定期会议，对大学的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就有关大学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提出建议，支持学校的重大活动。

历久常新的生机所系

在世界著名学府之林中，哈佛大学算得上是一株不老松，探讨这所名牌大学长盛不衰之所系，是各国高等教育研究者感兴趣的一个课题。其之所以能够历久常新，与时俱进，值得各个大学借鉴。

一、革故鼎新。初建时期的哈佛学院，其规模只相当于旧中国乡间的一所村塾，如今已发展成为规模宏大、设备先进、成就卓越、影响深远的全美学府之首，这不是上帝恩赐，也不是自发而成，而是哈佛人艰苦创业，不断革故鼎新的结果。事实证明：新陈代谢，革故鼎新，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哈佛从仿效英、德到独创新制，由只学固定课程到采取自由选修制、集中和分配制、普通教育制，以致形成以普通教育为基础、以集中与分配为指导的自由选修制等等，无一不是革故鼎新的结果，时至今日仍未止步。这是一所学校欣欣向荣的生命力所在。
二、质量并重。哈佛初创时，只有教师一人，学生四名。现在，教师人数已超过两千，学生人数近两万名，数量的发展是惊人的。哈佛在发展中并未忽视质的提高，坚持质量并重。保证教育质量，除了指导思想明确以外，比较重要的措施有两条：一是充实和完善设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哈佛的教学设施、实验室、图书馆、博物馆等等都是第一流的；二是重视人的素质，教师要严选，学生要精挑。对于学生的录取，哈佛是相当严格的，获准入学者约占申请者的10－20％，大多数新生入学前的中学成绩为A等。由于教师阵容强，学生起点高，再加上物质设备等其他条件，才保障了哈佛有相当高的教育质量，在美国以致全世界的高等学校中名列前茅。
三、教研结合。世界上著名的高等学府，都已成为“两个中心”，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哈佛是其中的佼佼者。事实表明，教师水平再高，也需不断进修。哈佛的教师都有科研任务，哈佛的高年级学生或成绩优异者也在学习的同时，从事一定的科研工作。哈佛图书馆、博物馆、既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机构，本身也从事教学和科研。哈佛大学做到了教学、科研结合，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四、内外协作。哈佛大学内部各单位息息相通，许多学生可以交叉注册、跨系跨学科进行学习，哈佛又同麻省理工学院等名牌大学和有影响的科研机构通力合作。内外协作，使得哈佛大学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物力，扬长避短，发挥最佳的效益。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

哈佛的社会学相对于哈佛大学的历史来说显得很年轻。哈佛大学始建于1636年，是美国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但哈佛的社会学创建于1930年，不仅晚于欧洲的社会学，在美国本土来说也算是后起的（1892年芝加哥大学创办的社会学系是全美的第一个社会学系）。但是，哈佛毕竟是哈佛，由于这里是学术文化的重镇，因此哈佛社会学系创办不久，即成为北美社会学的一个研究中心，也开创了世界社会学发展的新阶段。甚至有人这么说：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社会学开始了她的“启蒙运动”，这一启蒙运动的发祥地就是哈佛社会学系。这与当时许多著名社会学大师的成就是分不开的。
首先是哈佛社会学系的始创者俄裔社会学家皮季里姆·索罗金(P. A. Sorokin, 1889—1968)，他被视为老一辈社会学家中的最后一个拓荒者，被列为跟斯宾格勒、罗素、汤因比等大师齐名的20世纪的杰出人物。他的一生传奇而富有开拓性，他曾是一位具有戏剧性色彩的政治活动家。1922年索罗金被前苏联驱逐出国后，很快就到了美国。1930年，他加入美国国籍，并转到哈佛大学任教，直至1959年退休。
索罗金最重要的成就是在哈佛期间做出的。在这之前，哈佛大学尚未设立社会学系。他一开始被安排在经济学系。1930年在他的倡议下，学校组建了社会学系，索罗金为第一任主任，任期长达12年。新创办的社会学系很快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以至时间不长哈佛就成了美国社会学界的一个学术中心。曾在哈佛执教或学习的重要人物包括帕森斯、霍曼斯、默顿等。他们许多人后来是功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巨擘。
1942年，索罗金辞去系主任的职务，后由帕森斯接任。索罗金逐渐偏离了社会学研究。40年代末，他创立了“哈佛创造性利他主义研究中心”，转向了利他行为研究，并进一步发展了比较社会研究和对美国社会的批判。从40年代到60年代，索罗金在美国社会学界的形象有些不合时宜。他抨击现代集权的军事工业社会，认为西方社会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接任社会学系主任之后，开创了哈佛社会学的辉煌时期。以他为代表创立的功能主义学派的出现，也标志着现代社会学的开端。帕森斯于1927年到哈佛大学任教，先在经济学系，1931年到了新成立的社会学系，在索罗金的手下工作。尽管他们的合作并不成功，但帕森斯的脚跟越站越稳。1944年他接任系主任之职，并于1946年改组为社会关系系，任职到1956年。到1973年退休，他在哈佛任教达46年。
帕森斯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的成名作是1937年发表的《社会行动的结构》。此书奠定了他在美国社会学界的地位，它也被看作对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分水岭意义的经典之作。这项成果根本改变了美国社会学界理论贫乏的境况，显示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价值。由此使美国社会学步入了所谓的“黄金时期”。
帕森斯实际是一位少有的理论家，他的成就主要表现为对社会学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到20世纪40年代末，帕森斯的学术研究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的阶段。以《社会系统》为代表，形成了他的具有系统论特征的功能主义观点。重要的是，他在新改组的社会关系系，联合了大批有才学的人物，以此建立了他的一个社会学帝国！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帕森斯就与社会学系的一批有才干的研究生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这些人包括默顿、戴维斯、约翰·赖利、维廉斯、穆尔等。这就是所谓的“哈佛圈”（Harvard circle）。他们以帕森斯和默顿为核心，共同讨论功能主义理论问题。经过他们的努力，功能主义作为现代社会学的第一个最具影响的理论流派出现了。
提到功能主义学派，我们不能不说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他虽然于1939年离开了哈佛，但他与哈佛有着不解之缘。
默顿1931年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后，争取到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成了新成立的社会学系的首批研究生，受教于索罗金等名师。1936年获得博士学位。默顿毕业后，先在哈佛大学作了两年多的讲师和导师（tutor），随后到新奥尔良的土兰(Tulane)大学任教。1941年起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对默顿学术生涯影响最大的学者，首先就是索罗金。默顿后来回忆说，他之所以看似狂妄地选择哈佛大学，就是因为索罗金在那里。他说索罗金就是自己寻求的导师，正是索罗金吸引着他到了哈佛并接触到了广泛的欧洲思想。默顿一进校就做了索罗金的研究助理和教学助理，他说自己甚至成了索罗金的替身，每天都到他的办公室去，替他做许多事情。所以默顿较早地参与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如他1934年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法国社会学的学术论文，就是替索罗金作的。他还较早地参与了对涂尔干社会学的研究，而更重要的是他参与了索罗金宏伟的《社会和文化动力学》的研究项目。这些方面的研究为默顿后来自己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甚至起了一种定型的作用。
对默顿的学术成长有很大影响的第二位人物就是当时年轻的教师帕森斯。默顿说真正开启他的社会学思维的人，不是索罗金，而是帕森斯。在哈佛期间，帕森斯既是他的老师，又是他的对手；他们共同提出了功能主义观点。默顿等当时经常去听帕森斯所开设的理论课，课后又在一起讨论。帕森斯当时正在撰写《社会行动的结构》，默顿曾仔细读过其手稿，并提出了批评意见。
尽管帕森斯的理论观点引起了默顿很大的兴趣，但从一开始，默顿的理论取向和风格就与帕森斯有极大的不同，甚至其理论分歧比我们想象得还大。默顿与帕森斯并称为功能论的“巨子”，但其理论取向相去甚远。帕森斯追求理论的高度抽象性和一元性，追求的是“宏大理论”；而默顿则强调理论的经验性和多元性，倡导建立“中层理论”。前者属“刺猬”，而后者属“狐狸”。因此，从一开始默顿与帕森斯走的就是不同的理论道路。
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 1910-1989）也是哈佛社会学的大师之一。他于20世纪30年代初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开始学的是英国文学。后来由于受到了生物化学家L. Henderson和心理学家、“霍桑实验”主要组织者梅奥的很大影响而转向了社会学。他成了当时哈佛大学帕累托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早期开展了对帕累托的研究。
1939年霍曼斯到社会学系任教，但1941年他被征兵入伍。直到1946年，帕森斯组建社会关系系时，他才又回到社会学系任职。1970—1975年间他任社会学系主任。他的主要著作有 《人类群体》（1950）、《社会行为及其基本形式》(1961)等。他后期受B. F. Skinner的影响，主要倡导一种行为主义的研究取向，强调对社会现象的心理学解释，从而与流行的功能主义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抗。
在帕森斯组建社会关系系时，与霍曼斯一同任职的还有著名的社会学家萨缪尔·斯托佛（Samuel Stouffer，1900-60）。他曾在威斯康星大学、芝加哥大学任教，专长于定量分析方法。他在哈佛大学组建了“社会关系研究室”，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研究。其主要著作《美国士兵》（1949）对群体动力学和社会研究方法都有突出贡献。在哈佛大学斯托佛更重要的影响在于跟帕森斯联手为研究生所开设的课程。他与帕森斯在学术研究风格上虽然不同，一位专长于实证研究，一位专长于理论思辩，但在他们一同主持的研究生课上，各有所长，相互补充，从而使学生受益匪浅。
随着这些社会学大师的相继谢世，哈佛社会学似乎失去了其昔日的辉煌。然而，这些大师的遗风尚存，余威尚在。故在哈佛社会学系的小会议室墙上，赫然写着：

You can go anywhere with a degree in sociology（你拥有了社会学学位，天南海北任你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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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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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鉴研究型大学的一般标准

研究型大学的评比，在同一国家里不同的评鉴机构使用的标准有差异，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当然更有差别。比如，2000年的英国《泰晤士报》上曾经刊登过英国近年来使用的一种评鉴标准，就与美国常见的标准不一样。而且，从1960年代以来，各类评鉴标准一直都在变化着。(参阅林文瑛：《大学的理念、教育品质与大学评鉴制度》，载于杨国枢、瞿海源、林文瑛编：《新世纪大学教育》（台北：前卫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285—310页。)不过，对于当今世界上几个高教发达国家中重要的对研究型
大学使用的衡量标准，我们基本上可以归结为这么九条。

1. 教员整体的素质

这是所有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因为出色的教师才能吸引来出色的学生和大量的资源，各种各样的资源——捐款、研究基金、对研究成果的开发利用的投资，等等。“教员整体”（The Faculty）是指在一所大学里正式任教的全职（full time）教师，包括最资浅和最资深的，但不包括行政人员、辅助和后勤人员、短期访问人员及兼职人员，主要是这些人员的聘任标准是不一样的。

教员整体的素质由一些技术性的指标和一些比较抽象，但仍然是可以把握的指标来组成。由于它们比较复杂，这里我要多讲几句。硬的技术性指标，主要指的是一所大学里所有的教员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比例越高越好。这个指标从1960年代以来显得越来越重要。在这之前，在西方相当好的大学里面，没有博士学位但是教学和研究工作都做得很好的人，也可以做一名教授，因为那个时代博士训练还没有全面地建制。而在这之后，博士学位成了在大学里面任教的入门证，没有博士学位，就无法进入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当教员。你经过了博士训练的程序，说明你掌握了进行独立教学特别是独立研究的工作能力。博士学位就像是飞行员的资格证，你说你飞行技术很高，但你不通过考试，手里没有证书，别人就不能把几十人上百人的生命安全交给你去玩。这是最基本的技术性指标。中国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到现在已经初具规模，至少从1990年代后期起，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就不应该被国内的重点大学录用做教员。1990年代以前进大学任教的，另当别论，那相当于1960年代以前的美国，属于过渡期。

说到博士训练，美国的方式相对来说最系统规范化。英国和多数原属于英联邦的国家或地区，像澳大利亚、香港、新西兰，直到二十世纪末，还基本上是沿用古典式的训练方式。根据我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了解，两者之间最重要的差别是，美国方式要求研究生先上两年课，大部分是必修课，考试及格了才能进入“博士候选人”（Ph.D. candidate）的阶段，也就是做论文的阶段。英国方式不要求上两年课，研究生录取进来后，就可以做论文。如果研究生以前受过很扎实的专业领域里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训练，就没事了，如果以前没有受过比较系统的训练，就很影响他们做独立研究的能力和技巧。所以美国研究型大学里训练出来的博士，总体素质、平均水平一般来说更高些。

当然，除了博士学位这个简单的指标，还有更复杂的指标来衡量大学教员的素质，其中最重要的指标有两三条。首先是学术研究成果，与此相关的是在学术界和文化界获得的奖励和承认，然后是教学的表现。即使你是非常出色的教师，但“教书”只是做了工作的三分之一，如果你在研究方面的表现不够出色，就不能在研究型大学里呆下去。研究工作的“表现”，只能以这个人在他或她所属的专业领域里在全国乃至国际上公认的学术刊物上（或出版社）发表（或出版）的论文（论著）的质和量来衡量。如果紧紧抓住这个标准，那么如何给教员升级或授予荣誉，就不仅仅是由本系来决定的，也不仅仅是本学院来决定的，也不仅仅是本大学所能决定的。尤其是在聘任资深教员（副教授或以上）、授予终身教授职称的时候，这个标准显得更为重要。本系通过了，本学院通过了，至于本校能不能通过，就要看最后一关。这一关能不能通过非常关键，即external review（外部评审）。外部评审由哪些人组成，被评审人不知道。外部评审进行无记名投票，这样，针对被评审人的批评意见，无论什么样的，只要是跟学术有关的，都可能说出来。没有这一关，要大学里的教员整体保持高素质，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两个球队比赛，裁判必须保持中立一样，外部评审就起着这个作用。关于教员的素质，我在后面的其他几次演讲里还会一一细说。

一个大学什么都可以失去，但不能失去一流的教员，因为教员是大学的灵魂。国外比较像样的那些大学的正式推介资料里，比如说校史、手册、招生材料、网站等等，最显要的位置的主体，是给予该大学现在和历史上有名望的那些教授的。而我在国内的一些大学的同类资料里，满眼看到的是“各级领导的活动和指示”。这里的区别，反映的是大学理念上的根本不同。

2. 学生的素质

学生的素质，也就是生源的优劣，这对大学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的招生制度判断学生的素质是依赖统一的考试。在西方，好的研究型大学也通过考试来招生，但考试在他们总的评价标准里面所占的分量远不像在中国那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不单看考试成绩，更特别看重潜在的能力素质，就是说不光看你现在已经掌握了多少知识，还很看重你将来能够成为知识的创新者的那些蛛丝马迹，同时还看你有没有多方面的才艺。比如，两个人的考试成绩差不多，潜能素质也差不多，但是一个学生小张钢琴弹得很好，学生小李没有什么艺术方面的或者体育方面的发展，那么学生小张就有更多的机会被好大学录取。除了以上三点，还有两项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是有没有社区服务（community services）的经历，比如说帮助穷人、帮助老人、环保运动等等，还有到非常贫困甚至危险的第三世界国家去做义务工，因为这表明了年轻人对社会的一种承诺。二是有没有领导和组织能力（leadership quality），这对学生以后在社会上的成功关系很大。

3. 常规课程的丰富程度

常规课程的丰富程度，可以由185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课程表的开场白来典型地体现。这篇开场白说：“没有任何一个机构配得上称为大学，除非这个机构能够为想要学习任何一门科目的学生提供自由广阔的天地，令他乐此不疲。”(引自Philip W. Goetz (ed.),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5th Edition, Vol.12, p.186.)

常规科目的丰富多彩，给教员的研究和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创造了广阔的知识架构，同时也给知识创新提供了开放的可能性。在这些课程的内容中，应该包括最近这些年里该学科的最新进展。每年常规性的基本课程有多少，这一点的重要性常被人误解。你可以说，我们学校的教员人多，当然这样开出的课目就比小院校多得多。应该说量是很重要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一个大学能不能提供丰富多彩的课目，除了取决于教员的数量以外，还要看教员有没有做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因为只有做开创性研究的教员，他才能够把知识前沿最好的发展立即转换到课堂教学中去。如果没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的前提，那么即使你开一百门课，在位于学术前沿的学者眼里，也是没有很多实质意义的，因为这些课目可能都是重复性的，有些甚至是已经被淘汰了的。这种教学，应该被称为“负教学”，因为它浪费了老师，也浪费了学生的生命资源。而生命资源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其有限的，不管这个人有多么聪明，或者多么有钱。在国外的大学里，要经常把课程表、上课的详细纲要送到校外去评估，如果你在这些上面竟然没有列出相关的学科分支里过去十年、五年中别人最重要的、发表出来的研究成果，那你一下子就露馅了，那就说明你这个大学教师是个混混儿。

直到前不久，我们国内不少挂着“大学”牌子的机构，都是名不正、理（道理）不顺的。比如“公路交通大学”，我跟美国学者解释老半天，他们也不清楚，说：这个机构管交通方面的教学研究，可是水上交通、天上交通、管道交通它都不管，只管地上的；而地上的也不管铁路，只管公路，这连工学院下面的一个系里的一个专业都称不上，怎么能叫“大学”呢？你看，我们还有“林业大学”，而林业在国外只不过是农学院里面的一个系。我们还有“邮电大学”，邮电在国外连工学院里的一个系都算不上。这种把“大学”混同于工业专科学校的现象，根子其实在前苏联那儿。我们中国教育界的前辈们老早就很清楚什么叫大学，不信你们翻翻1980年中华书局重印的该局1936年初版的《辞海》，其中“大学”条目是这么说的：“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得称大学；不足者为独立学院。”

4. 通过公开竞争获得的研究基金

这是一所大学中的教员是不是站在学科发展最前沿的主要标志之一。研究基金的多少肯定牵扯到钱，但它不是一般的钱的问题，它讲的是“研究基金”。换句话说，在知识创新的大环境里，面向大学的研究基金不是固定提供给谁的，而是必须通过公开的竞争才能得到的。如果这个竞争是在一个地区范围内进行的，那么大地区要比小地区有意义；如果是通过全国范围内竞争的，那又比大地区的有意义；如果是通过国际范围公开竞争的，那么又要比全国的更有意义得多。

一所大学通过这样大范围的、公开的、高水平的竞争得来的研究基金多少，体现了这所大学的教员在各个学科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大概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得到的研究基金多，不仅仅意味着你的钱多，更表明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些重大项目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你这所大学里的教员参与的。这就说明，这所大学里的研究生和高年级的本科学生，在还没有走出校门以前，就已经处于世界上某些学科研究的最前沿。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长时段的无形资产。

5. 师生比例

假如一所大学里有教员一百个人，学生有一千至两千个人，这样的比例是在正常的范围内。假如师生比例达到一比五百，那就很难让每个学生得到老师适当的指导。师生比例一比一，虽然对学生的指导关照无微不至，但成本太高。所以任何一所较好的大学，在配额师生比例的时候，都得在教育素质和教育成本之间寻求平衡。

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如牛津、剑桥，有一类教员叫tutor，他们上的课叫tutorial。这tutorial很像我们中国传统的私塾，一位大学教师只指导两三个学生，体现了学生能够受到直接辅导的古典教育传统。像这样的教育，资源不足的大学是开销不起的。在美国，只有那几所最有钱的私立大学和博雅学院才保留了这样的传统，通常是在本科生做学士论文的那一年才开。

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一所大学的名声很大，学生都想到这儿来念书，为了满足需求，那所学校一个劲地扩大招生是不是就行了？这是不行的，没有限制的扩大招生是对受教育者和他们家庭的不负责任；久而久之，也会毁了那所大学的名声，因为你在粗制滥造你的产品——学生。所以说，师生比例必须有限度，它是衡量大学素质的重要指标之一。这就像一个国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师生比例有时还可以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就是一所大学里面班级的大小。在西方，班级是不固定的。比如： 上“数量经济学”可能是十五人一个班；而上“微观经济学”，是二十五人一个班；如果上“国际金融投资”，可能是五十人一个班。看看历年每个班平均注册的学生是多少，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学生能不能得到教师的充分关注和指导。越是好的大学，学生得到的指导应该越多和越全面，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

6. 大学各项硬件设备的量和质

还有个标准是学校的各种硬件设备，比如图书馆、实验室、电脑系统，以及学生宿舍、医疗室、饭厅、体育场地等等的建筑面积。不过有一点需要特别指明的是，国际上衡量大学的硬件设备的时候，会作两项严格的区分：把花在学习和研究设备上的钱，与花在生活设施上的钱分开；把花在图书馆、实验室、电脑系统“里面”的钱（也就是买书买设备），与花在它们“外面”的钱（也就是楼房建筑）分开。(参阅“The Good University Guide. Figuring It All Out: A Guide to How the Table Was Compiled.”The Times, 14 April 2000.)

7. 大学的财源

一个大学越有钱，它越有条件办得更好，除非它缺乏合适的内部和外部的制度环境。在美国，公立的研究型大学的资金来源除了政府拨款之外，民间和校友的捐款还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对于私立大学，这个比例更会高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但是大学吸收捐款要有一套法律和道德的规范。所以，一个大学的财源，往往并不是想接受多少就拿来多少；许多著名的大学面临着有很多钱该不该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对于著名学府，常常是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比如说声誉）之间会发生严重的冲突。

有一件事对我教育不浅。大约在1980年代中期，我进哈佛念书不久，该校中东研究中心的主任被要求辞职，原因是他接收了一笔几百万美元的研究捐款，捐款是由一个中东国家提供的。他一开始只跟对方商量，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报告给校方，直到所有的细节都确定下来了，钱快要到位的时候，才上报给校方。校方认为，他违反了学校的规定。我们觉得很奇怪，他拿这笔钱并不是受贿，钱是用作研究经费的，钱的来源也清楚。有些学生怀疑他的辞职是种族歧视，因为他是少数民族裔。学生间就发生了争论：“该不该让这位主任辞职？”校方发现很多学生都不理解哈佛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原则，就作出解释说：中东地区世世代代都是冲突的中心，哈佛大学作为世界上研究中东问题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如果接受了这笔款项，事先不进行通盘的彻底的研究并使整个过程透明的话，那么，用这笔钱研究出来的成果，人家会说那是某某机构拿一大笔钱收买过来的，这就坏了学校的名声。另外，中东地区的谋杀、恐怖活动接连不断，而在那里还有很多哈佛大学的师生在做研究、去参加会议，如果有个国家或者组织与捐款的国家之间是生死仇敌，它会觉得哈佛大学是拿了它的敌人的钱在做着影响国际政治的重大研究，那么，在中东地区做研究、开会的哈佛师生的生命安全就会遭到威胁。所以，校方说，不要因为几百万美元的一笔捐款，来影响到我们的学术独立、大学声望和师生安全。为了几百万美元而冒这些风险，难道不觉得是对哈佛三百五十年传统的伤害吗？不要说几百万美元，中东的有些产油国家政府曾经提出捐助最高上亿美元，但我们在仔细权衡后，考虑到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学术独立、大学声望，就婉言谢绝了。

这件事情对于刚进学校的我们确实是很大的教育。所以说，著名大学的财政，不光是指会找钱（因为主动上门想给你钱的人很多），更重要的，它牵涉到找钱和接受钱的原则和程序。哈佛大学的第二十五任校长（1971—1991年在任）Derek Bok，在任期中遇到过很多关于捐款的事，他在他那本经验之谈的书里有对几个案例的讨论。(Derek Bok, Beyond the Ivory Towe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校方的最基本的立场是，不管接受哪里来的捐款，都要保证学校的学术独立和学校的声誉不受到损害，所以要求大学的任何一部分在同意接受捐款之前，必须向校方最高层报告，以便作通盘的考虑和权衡。

8. 历届毕业生的成就和声誉

大学既然是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的机构，那么，毫无疑问，即使有再好的教授、再多的钱，最后也要看看它们的产品，就是它们的毕业生在社会上的成就。衡量历届毕业生的成就，并不仅仅是看多少人做了大官，挣了大钱，更重要的是看多少人在各行各业里处于创新的前沿、处于领先的位置，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对人类的观念和知识的创新、对社会的制度创新起到先导作用的毕业生。换句话说，一所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如果在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出色的代表，在那些最具争议的、对社会走向影响深远的大事件中，每一方都有本校的毕业生，那就说明这所大学培养的学生什么都敢于想象，什么都敢于尝试，是这所大学生命力的最佳表征。

一所大学的历届毕业生会成为学校和社会乃至全球之间联系的动力和网络。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那些古老的大学对自己的毕业生有不断的关怀，很令人感动，让毕业生把大学当作自己的大家庭。比如说，你只要在哈佛大学获得过一个正式学位，那么，终你一生，不管在什么地方，你永远都具有两个权利：就是你可以选举“哈佛大学校董事会”（The Board of Overseers of Harvard University）的成员，它一共有三十个成员，是大学的最高监事机构；你还可以选举“哈佛大学校友会”的领导机构（Directors of Harvard Alumni Association)。不论你在什么地方，只要你给学校留过一个地址，学校每年都会把选票以及时的方式送给你。这会使你心里暖暖的，觉得学校这么信赖我，我也应该为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9. 学校的综合声誉

对于一所研究型大学来讲，学校的综合声誉至少包括两种衡量指标。第一是让其他研究型大学的校长、院长、系主任、资深教授在匿名的情况下，对它的对口系科、学院、学校整体进行评价，看看在本专业同行们的心目中，这所大学的哪些专业办得好，好到什么程度；这是“内行看门道”的评价。第二种，是用人单位的评价。比如，评价一个大学的法学院办得怎样，它的课目如何，毕业生的素质、能力如何，要去问这个国家的法院法官，和最主要的法律公司的资深律师。对于工商管理学院，要问大公司、银行等等工商企业的资深管理人员。把教育界的同行和用人单位的评价结合起来，来衡量一所大学办得怎样，这比去问政府机构的行政官员，要合理得多。

学校的综合声誉非常重要，在以上的九条标准中，它占有很大的分量。

以上的九条每一条都很复杂，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简单地勾勒一下。这套评鉴体系的核心是：评鉴标准的取向是尽量多元的，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垄断整个的评鉴过程。同时，评鉴标准和评鉴机构本身也处于不断的被评鉴之中，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拒绝被评价，你必须向公众说明你用的那些标准的道理和你的资料的来源，不能黑箱作业，不能让权力和商业利益随意操纵。(近年来国内的读者也注意到了类似的问题，因为大学排行的高低变得越来越具有广大的商业效应和超出商业范畴的效应。参阅张向红：《大学排行好闹心》，《北京青年报》，2000年6月24日。)你要是做得不合理，就会遭到公开的质疑。更均衡、更细致、更综合的标准就是这么发展出来的。(参阅两篇对美国影响力最大的《美国最佳的学院和大学年度评比》（由The U.S. News & World Report编制发表）的批评：Amy Graham and Nicholas Thompson, “Broken Ranks. U.S. News’ College Rankings Measure Everything but What Matters. And Most Universities Do Not Seem to Mind.” The Washington Monthly, September 2001; Alex Kuczynski, “The Media Business; ‘Best’ List for Colleges by U.S. News Is Under Fire.”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0, 2001, Section C, Page 1.)

比如说，最近几年有些大学评比的标准中，加上了新的“子标准”：学生家长的评价，他们是学费的主要支付人，当然会很认真地比较收费差不多的学校，对孩子们提供的教育素质有没有显著的差别；学生们的评价——这一条可望在以后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毕业的时候与他们入学的时候相比，对自己所上的大学的评价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换句话说，有了四年的亲身经验，学生们觉得当初是选对了还是选错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怎么样？从拿到学位到找着第一份工作，平均花了多少时间？毕业生的起点平均工资是多少？这些指标对那些专业学院特别重要，比如说在工商管理学院中间，从获得工商管理毕业证书的那天起，到找到第一份工作，这中间所花费的时间就部分地说明了这个学院的“成品”在人才市场上是否抢手。如果这所学院的课程设置很好，历届毕业的学生都很能干，那么它的学生就更容易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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